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各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下,西藏自治区经济快速发展,西藏民生明显改善。一组数据证明:1978年西藏GDP只有6.65亿元,2011年已达到605.8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74元增加到4700元。目前西藏社会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户有所居”、“孩有学上”。
在“老有所养”方面,西藏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保险。而“病有所医”,西藏“新农合”参保率已接近100%,即几乎所有农户都加入“新农合”,居民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而大病花费的80%可以报销。“贫有所济”,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60万人,减少到现在不足10万人,现在贫困人口每人有低保。“户有所居”,西藏实施安居工程,80%的老百姓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孩有学上”,现在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接近100%。
中央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将发展重点放在农牧民、民生等方面。其中发展手段之一,就是增加公共服务,现在西藏每个乡镇都有学校、卫生所、邮局等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西藏是离天最近,离污染最远的地方”,用这句话描述西藏的环境一点都不为过。西藏每花的10元钱中,有9元是由中央转移支付的,这样,就不需挖矿、采煤,污染环境。西藏环境这么好,有两点原因:首先是发展资金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次,截至2011年8月,西藏建有自然保护区47个,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47%,居全国省市自治区之首,16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到较好保护。去年西藏对生活在草原的牧民进行生态补偿,仅此一项,农牧民人均收入增加500元,可谓利国利民。(作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罗绒战堆)
2012年3月27日星期二
从特权阶层到民主管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之变
在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分布着数千座藏传佛教寺庙,有着数万僧尼。在全民信教的藏地,藏传佛教寺庙及僧尼承担着满足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传承藏传佛教文化的功能。
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西藏还是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贵族、寺庙及官家,却占有着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并占有大量的农奴和奴隶。西藏佛学院常务副院长豆格才让先生说:“政教合一那种情况下,寺庙的管理权就掌握在活佛和高层的、贵族的这些人手里,大多数僧众管理上没有发言权。”
1959年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并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废除农奴制和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占西藏95%的农奴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有当僧尼的自由和僧尼还俗的自由;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寺庙内的公共资金和财产实行民主管理,作为生产基金和供给寺内僧尼的生活与正常宗教活动之用;寺庙的僧尼按劳动力情况分得的土地,由寺庙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组织生产;寺庙内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由政府予以补助。
通过民主改革,西藏所有寺庙均选出了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豆格才让说,民主管理制度的最主要特点体现在自我管理上。
豆格才让称:“对寺庙进行民主管理是一种历史性突破,寺庙里面正式的僧人都有权参与,都有权提建议。”
50多年来,藏传佛教寺庙得到充分发展。目前,西藏自治区有各教派的寺庙1700多座,僧尼46000多名。
豆格才让认为,直接从封建农奴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藏传佛教寺庙,其自身也有一个适应社会的过程。在他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出家的僧人都是从农村或者牧区中来,本身是农民或者牧民,出家前接触历史、宗教方面培训的机会不多。出家之后,一些僧人的服饰变了,但是思想认识上变化不大。
豆格才让表示:“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怎么弄?我们藏传佛教跟其他宗教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西藏历史上存在一段时间的政教合一制度,跟现在的现代社会的管理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豆格才让表示,西藏寺院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应该与时俱进,不能照搬历史。而尊重法律法规和佛法教义的民主管理制度,才是走对了的正确发展方向。
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西藏还是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贵族、寺庙及官家,却占有着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并占有大量的农奴和奴隶。西藏佛学院常务副院长豆格才让先生说:“政教合一那种情况下,寺庙的管理权就掌握在活佛和高层的、贵族的这些人手里,大多数僧众管理上没有发言权。”
1959年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并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废除农奴制和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占西藏95%的农奴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有当僧尼的自由和僧尼还俗的自由;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寺庙内的公共资金和财产实行民主管理,作为生产基金和供给寺内僧尼的生活与正常宗教活动之用;寺庙的僧尼按劳动力情况分得的土地,由寺庙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组织生产;寺庙内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由政府予以补助。
通过民主改革,西藏所有寺庙均选出了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豆格才让说,民主管理制度的最主要特点体现在自我管理上。
豆格才让称:“对寺庙进行民主管理是一种历史性突破,寺庙里面正式的僧人都有权参与,都有权提建议。”
50多年来,藏传佛教寺庙得到充分发展。目前,西藏自治区有各教派的寺庙1700多座,僧尼46000多名。
豆格才让认为,直接从封建农奴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藏传佛教寺庙,其自身也有一个适应社会的过程。在他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出家的僧人都是从农村或者牧区中来,本身是农民或者牧民,出家前接触历史、宗教方面培训的机会不多。出家之后,一些僧人的服饰变了,但是思想认识上变化不大。
豆格才让表示:“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怎么弄?我们藏传佛教跟其他宗教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西藏历史上存在一段时间的政教合一制度,跟现在的现代社会的管理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豆格才让表示,西藏寺院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应该与时俱进,不能照搬历史。而尊重法律法规和佛法教义的民主管理制度,才是走对了的正确发展方向。
“民生阳光”照耀雪域高原
一座座漂亮的安居房带来安居乐业,一项项社保政策织就完善“安全网”,一个个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生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着力改善民生,“民生阳光”普照雪域高原各族群众。
近年来,西藏和四省藏区结合当地实际,推出牧民定居工程,极大改善了各地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修则修,宜迁则迁”,极大地调动广大农牧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目前,西藏已有174.27万农牧民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屋,今年西藏将再完成59575户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
四川省从2009年开始实施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截至去年11月,已有45万牧民群众告别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青海省游牧民定居工程自2009年以来共开工建设6.99万户,今年还计划新建游牧民定居工程1.46万户。
医疗、养老等事关群众民生幸福,在国家的支持下,西藏和四省藏区扩范围、提标准,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完善。目前,西藏已基本建立起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险为主体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西藏的基层卫生设施在逐步完善,2010年以来国家和西藏共投入12亿元,先后实施67个县卫生服务中心、213个乡(镇)卫生院等建设项目;西藏社会保障的标准在大幅提高,2011年政府补助农牧民医疗标准由2009年的人均140元提高到2011年的260元,今年西藏第8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每月人均将达2700余元。
在四川藏区,2009年启动的四川卫生事业发展计划已培训藏区乡村医生1400名,藏区新农合参保人口达157万多人,参合率达95%以上;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到6.6万人,新农合参合率达97.4%;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参保率在95%以上。
让所有的农牧民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重要惠民工程。近年来,西藏和四省藏区加快农牧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目前,西藏已建成7座群艺馆,4座公共图书馆,74个县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14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00多个行政村文化室,1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自治区中心,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初步建立。
在四川藏区,目前共建成2628个农家书屋,老百姓通过分享图书、聆听讲座、参加文化演出等方式,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2010年和2011年,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四川藏区的4万台太阳能便携式数字电视机陆续送到藏区牧民家中。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文化根植于当地民众的“土壤”中,黄南州热贡艺人每年平均收入近2万元。2010年,黄南州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正式启动,根据规划,实验区以同仁县为核心,辐射尖扎、泽库两县,涉及人口20余万。(采写记者拉巴次仁、苑坚、浦超、吕雪莉、王军、何伟)
近年来,西藏和四省藏区结合当地实际,推出牧民定居工程,极大改善了各地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修则修,宜迁则迁”,极大地调动广大农牧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目前,西藏已有174.27万农牧民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屋,今年西藏将再完成59575户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
四川省从2009年开始实施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截至去年11月,已有45万牧民群众告别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青海省游牧民定居工程自2009年以来共开工建设6.99万户,今年还计划新建游牧民定居工程1.46万户。
医疗、养老等事关群众民生幸福,在国家的支持下,西藏和四省藏区扩范围、提标准,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完善。目前,西藏已基本建立起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险为主体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西藏的基层卫生设施在逐步完善,2010年以来国家和西藏共投入12亿元,先后实施67个县卫生服务中心、213个乡(镇)卫生院等建设项目;西藏社会保障的标准在大幅提高,2011年政府补助农牧民医疗标准由2009年的人均140元提高到2011年的260元,今年西藏第8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每月人均将达2700余元。
在四川藏区,2009年启动的四川卫生事业发展计划已培训藏区乡村医生1400名,藏区新农合参保人口达157万多人,参合率达95%以上;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到6.6万人,新农合参合率达97.4%;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参保率在95%以上。
让所有的农牧民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重要惠民工程。近年来,西藏和四省藏区加快农牧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目前,西藏已建成7座群艺馆,4座公共图书馆,74个县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14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00多个行政村文化室,1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自治区中心,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初步建立。
在四川藏区,目前共建成2628个农家书屋,老百姓通过分享图书、聆听讲座、参加文化演出等方式,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2010年和2011年,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四川藏区的4万台太阳能便携式数字电视机陆续送到藏区牧民家中。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文化根植于当地民众的“土壤”中,黄南州热贡艺人每年平均收入近2万元。2010年,黄南州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正式启动,根据规划,实验区以同仁县为核心,辐射尖扎、泽库两县,涉及人口20余万。(采写记者拉巴次仁、苑坚、浦超、吕雪莉、王军、何伟)
让人费解的“西藏环境破坏论”
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洛桑孙根上台伊始,就对德国媒体说,中国破坏了西藏的环境。十四世达赖今年3月也妄称,中国“毫无顾忌地破坏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将迅速地给中国和印度等周边诸多的国家带来灾难”。
这两个“首席”虽然出身品阶不同,但在抹黑中国、妖魔化西藏方面向来一脉相承、心息相通。这种危言耸听,显然不是对真实西藏的客观描述,反而表明,这个集团里存在着一种规定说法和统一口径。这个口径就是“西藏环境破坏论”。
由于工作关系,本人每年要去西藏,对于那里的各方面基本情况和变化都很关注,别的不说,至少已比离开西藏50年和从没有到过西藏的人要清楚许多。对这两人的话,觉得很有必要就此作些介绍,同时作些探讨。
如何描述当前西藏的生态与环境呢?
初到拉萨的人们一定会认为如今的西藏,碧水蓝天,白云悠悠,拉萨河清澈碧绿,野生赤麻鸭水面成群结队,纳木错湖宁静幽美……总之,自然景观无限美好,让人感觉置身一种纯自然的良好环境和纯净空间中,这大概就是西藏的主要魅力所在。据报道,如今的拉萨空气优良率达到95%以上。在有记录的检测数据以来,有些年份甚至达到98%、99%。这意味着,一年当中,只有3到4天的轻微污染天气。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分析评估报告,西藏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上天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旧西藏,基本上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根本谈不上对西藏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保护。
西藏的和平解放,开启了科学认识、主动保护、积极建设西藏生态环境的历史。60年来,西藏没有发生过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江河湖泊依然处于原生状态。
1951年,中央政府组织了“政务院西藏工作队”,对西藏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利等进行考察、研究,提出了科学利用的意见。
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掀起群众性的义务植树热潮,与全国一起步入了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改造、美化自然的进程,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从旧西藏的不到1%上升到5.93%。
改革开放使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1982年到1994年的13年间,西藏自治区共颁布30余份有关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法规、规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保法律体系。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重大决策后,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国家环保部门组织全国环保系统支援西藏环保能力建设,帮助建设了若干个环境监测站、培训了大批环保技术与管理人才、帮助编制了有关规划。
据报道,在“十五”期间,国家投到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金已达到32.1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十一五”的头三年,就已经达到32.5亿元人民币。一系列举措与持续投入,使得西藏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明显,土地沙化得到遏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大进展,自然保护区维护经营有效,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开始重返家园。
世界上跑得最高的青藏铁路完全是一条生态环保型铁路,国家为该铁路的环保投入就达12亿元,其维护草皮、设置野生动物通道等都成为藏族老百姓和国内外游客赞赏的举措。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确定为西藏的六大战略之一,国务院批准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计划投入上百亿资金构建的西藏国家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这不仅对我国,也将对全球区域环境与气候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政府对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是为了维护西藏和全中国人民的福祉,更是从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高度去认识、去实践的。
达赖们之所以持续地要拿所谓环保、“文化灭绝”等说事,无非是给有意遏制中国的势力多一些口实,实质是为他们小集团在国外的继续生存寻找一些资本。如果真关心西藏的生态与环境,请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人们看看,他们在如簧之舌外,到底有多大的真能耐?
这两个“首席”虽然出身品阶不同,但在抹黑中国、妖魔化西藏方面向来一脉相承、心息相通。这种危言耸听,显然不是对真实西藏的客观描述,反而表明,这个集团里存在着一种规定说法和统一口径。这个口径就是“西藏环境破坏论”。
由于工作关系,本人每年要去西藏,对于那里的各方面基本情况和变化都很关注,别的不说,至少已比离开西藏50年和从没有到过西藏的人要清楚许多。对这两人的话,觉得很有必要就此作些介绍,同时作些探讨。
如何描述当前西藏的生态与环境呢?
初到拉萨的人们一定会认为如今的西藏,碧水蓝天,白云悠悠,拉萨河清澈碧绿,野生赤麻鸭水面成群结队,纳木错湖宁静幽美……总之,自然景观无限美好,让人感觉置身一种纯自然的良好环境和纯净空间中,这大概就是西藏的主要魅力所在。据报道,如今的拉萨空气优良率达到95%以上。在有记录的检测数据以来,有些年份甚至达到98%、99%。这意味着,一年当中,只有3到4天的轻微污染天气。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分析评估报告,西藏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上天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旧西藏,基本上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根本谈不上对西藏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保护。
西藏的和平解放,开启了科学认识、主动保护、积极建设西藏生态环境的历史。60年来,西藏没有发生过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江河湖泊依然处于原生状态。
1951年,中央政府组织了“政务院西藏工作队”,对西藏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利等进行考察、研究,提出了科学利用的意见。
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掀起群众性的义务植树热潮,与全国一起步入了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改造、美化自然的进程,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从旧西藏的不到1%上升到5.93%。
改革开放使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1982年到1994年的13年间,西藏自治区共颁布30余份有关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法规、规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保法律体系。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重大决策后,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国家环保部门组织全国环保系统支援西藏环保能力建设,帮助建设了若干个环境监测站、培训了大批环保技术与管理人才、帮助编制了有关规划。
据报道,在“十五”期间,国家投到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金已达到32.1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十一五”的头三年,就已经达到32.5亿元人民币。一系列举措与持续投入,使得西藏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明显,土地沙化得到遏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大进展,自然保护区维护经营有效,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开始重返家园。
世界上跑得最高的青藏铁路完全是一条生态环保型铁路,国家为该铁路的环保投入就达12亿元,其维护草皮、设置野生动物通道等都成为藏族老百姓和国内外游客赞赏的举措。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确定为西藏的六大战略之一,国务院批准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计划投入上百亿资金构建的西藏国家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这不仅对我国,也将对全球区域环境与气候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政府对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是为了维护西藏和全中国人民的福祉,更是从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高度去认识、去实践的。
达赖们之所以持续地要拿所谓环保、“文化灭绝”等说事,无非是给有意遏制中国的势力多一些口实,实质是为他们小集团在国外的继续生存寻找一些资本。如果真关心西藏的生态与环境,请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人们看看,他们在如簧之舌外,到底有多大的真能耐?
(作者:中国西藏网特约评论员)
让古老西藏焕发青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让古老的西藏高原焕发出无限的青春活力,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环保措施给力,中央关怀、全国支援和西藏地方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人们有理由相信:西藏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但是,在欢庆节日的同时,也别忘记境外还有一个一直在破坏这一进程的达赖集团和他们身后的支持者势力,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捣乱破坏活动。于是乎,怪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政府搞“安居工程”,帮助群众建新房,改善生活,达赖集团说了“今年不适宜盖房”;逐渐富裕起来的百姓想过一个吉祥幸福的新年,他们又说了,今年不吉祥,不过节日……
人们在痛恨、厌恶这些丧失人性的卑劣手段的同时,也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应该清算一下远远没有肃清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余毒的影响?它一直像未散的阴魂一样,在控制着人们的精神,让站立起来的穷苦百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听人摆布;它让那些号称掌握着百姓“来生”去向大权的“神佛”,随意发号施令,作威作福。而让贯彻宗教信仰自由,让藏传佛教彻底摆脱封建迷信的工作,举步维艰。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但西藏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缺乏对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余毒的彻底清算,这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振奋民族精神,乃至对西藏的长治久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欢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不能忘记这一重要议题,只有如此,这一节日才会更有意义,翻身农奴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安稳,他们的笑容也才会更灿烂。(作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云)
但是,在欢庆节日的同时,也别忘记境外还有一个一直在破坏这一进程的达赖集团和他们身后的支持者势力,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捣乱破坏活动。于是乎,怪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政府搞“安居工程”,帮助群众建新房,改善生活,达赖集团说了“今年不适宜盖房”;逐渐富裕起来的百姓想过一个吉祥幸福的新年,他们又说了,今年不吉祥,不过节日……
人们在痛恨、厌恶这些丧失人性的卑劣手段的同时,也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应该清算一下远远没有肃清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余毒的影响?它一直像未散的阴魂一样,在控制着人们的精神,让站立起来的穷苦百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听人摆布;它让那些号称掌握着百姓“来生”去向大权的“神佛”,随意发号施令,作威作福。而让贯彻宗教信仰自由,让藏传佛教彻底摆脱封建迷信的工作,举步维艰。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但西藏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缺乏对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余毒的彻底清算,这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振奋民族精神,乃至对西藏的长治久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欢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不能忘记这一重要议题,只有如此,这一节日才会更有意义,翻身农奴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安稳,他们的笑容也才会更灿烂。(作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云)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不参禅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
远在1652年,黄教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凭依蒙古族固始汗的兵力,歼灭喇嘛另一支系噶举派,即白教的藏巴汗, 随即亲到北京朝觐,次年被清朝顺治皇帝敕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建立起格鲁派地方政权。历史证明,满、蒙、藏跟当时受统治的汉族同属于西方所称的“中华帝国”,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尔后,西藏历世达赖喇嘛必经中央册封定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现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投身西方“自由世界”,不肯再当中国人。这位转世的“自在佛”身披藏红袈裟,满脸堆笑,在世界各地传授禅法,讲得天花乱坠,听者甚众,连美国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和莎朗·斯通,乃至已故法国左翼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妮埃尔都成了“祥和子”,为他摇旗呐喊。
今有法国学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逆西方力挺达赖反华的潮流,亲赴西藏考察,于2011年撰写新著《不参禅的达赖喇嘛》,副题为《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全书13章,用事实揭开了一个伪神祗“明相”后边的“暗面”。
维瓦斯揭了达赖喇嘛的老底——他早期在西藏时的奥地利籍师傅海因里希·哈勒,系纳粹冲锋队骨干,1938年受希特勒和希姆莱亲自派遣潜入西藏,当了达赖喇嘛七年老师,向他传授英语、地理和西方文化。人们曾见哈勒同希特勒合影,故达赖起初竭力藏拙,对自己跟哈勒的“终身友情”关系讳莫如深。1997年,法国导演阿诺在好莱坞将这段往事拍成电影《西藏七年》,美化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哈勒。及至那个金发碧眼的党卫军于2006年死去,达赖急急乎破门而出,为其百般辩护,称已故老纳粹是他“入门西方和步入现代化的启蒙导师”。达赖一直公开称1939年——1945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前世报应”,对哈勒感恩戴德。1994年,他在伦敦召集支持西藏独立的西方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作为登山运动家的哈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种学家布鲁诺·贝格两个前纳粹党卫军,以及接近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原智利驻印度大使米盖尔·索拉诺。由此不难明白,达赖为何于1999年呼吁英国政府释放在伦敦被捕的法西斯分子皮诺切特,其意识形态倾向昭然若揭。
维瓦斯揭示达赖喇嘛的另一个“暗面”,是他与日本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勾结,获取这一邪教对“西藏事业”一亿日元的金钱赞助。追溯起来,达赖与麻原的串通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人在印度见面后,至少有五次会晤。达赖称奥姆教“传播大乘佛教”,说麻原是个“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为他洒圣水祝福。孰料,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了震惊全球的沙林毒气事件,杀伤数千无辜平民,罪行令人发指,教主麻原彰晃被东京法院判处死刑,一时使达赖处境十分尴尬。麻原自己在其所著《最高指引》里供认,达赖委托他“在日本进行宗教改革”。德国《焦点》周刊强调:“没有达赖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 《不参禅的达赖喇嘛》一书揭示,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活动经费主要靠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所属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提供。达赖的驻华盛顿代表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并无异议”。据法国《外交世界》月报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170万美金。”《纽约时报》证实:“直接付给这位宗教领袖的年度津贴为18万美金”。据此,作者维瓦斯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保卫西藏人,而他实际上更是在为美国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作者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对看见一个强大国家崛起感到不安,觉得这威胁到自己在一个单极世界里的霸主地位,故资助达赖喇嘛的分裂运动,将之视为削弱中国的一种手段,还可以在世界屋脊踏上一脚,筑起军事基地。”
1959年3月,西藏噶厦当局多数噶伦发动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曾用一千多头驴的驮队运走了布达拉宫一箱箱满满金银珠宝,而他却声称自己是“所有西藏人幸福的源泉”。
达赖喇嘛扬言,在他的神权统治下,“西藏曾是最幸福的国度”。维瓦斯斥之为纯粹的谎言。他举出两名美国记者采访过的被领主挖去眼球,截断双手的农奴为例,说明达赖维护的是世界上最无人道、最黑暗的制度。百万农奴被当作“活牲口”宰割,95%的藏民无任何权利,只能为封建贵族和僧侣服一辈子劳役,在制度化的愚昧中忍耐,空盼来生转世。接着,他引用维克多·雨果《惩罚集》里的诗句来描绘达赖的面貌:“领袖跟富人畅饮开怀,却对穷人说:‘朋友,来跟我守斋!’”
维瓦斯指出达赖具备两张面孔,一个是始终笑容满面,呈现善良、智慧、宽容、和平姿态;另一个是紧皱眉头,活脱脱一个失落君主,其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返回拉萨,复辟原来的神权制度。
维瓦斯指出:这位所谓的“圣者”并不“敛心静虑”,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社区”大搞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疯狂迫害多杰雄登修行者。
多杰雄登修行者也同属藏传佛教的黄教,曾于1959年追随达赖集团流亡到印度达兰萨拉。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同舟共济”,可他们却受达赖白眼,被逐出门庭,其寺庙及佛坛遭摧毁。虽然火剑智慧佛多杰雄登被黄教供为佛教“护卫佛”,连一度与之对立的达赖喇嘛五世最后也奉其为“神灵”,可现今十四世达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天夜里梦见多杰雄登,与之交流,梦醒后断定他是“邪灵”,视之为异端,继而颁布“敕令”,禁止所有藏传佛教徒供奉多杰雄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随之出面镇压、驱赶生活在达兰萨拉的大批赤贫的多杰雄登修行者,致使他们无庙可寄身,流落街头以泪洗面。
在他的书里,维瓦斯叙述“西藏流亡政府总理”还编造谎言,诬称一位有影响的多杰雄登信徒“至少两、三次访问过中国”,“多杰雄登修习者都是由中国人资助的叛徒”云云。作者特别提到,达赖今年8月在法国图鲁兹市以“促进各种宗教间的和谐”为题讲经,还振振有词地强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不同的宗教,这是很重要的。在各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和谐关系基础上,应该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这位法国学者描绘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说:“在外边,他双手合十,卑躬屈膝,一脸光彩,露出狡黠的微笑,低声细语。但在自己的采邑却相反是一双毒眼,高声呵斥的凶相。”
应该说,维瓦斯是通过大量引证达赖及其随从的言行和他自己新赴西藏的见闻写出《不参禅的达赖喇嘛》一书的。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开门见山地说:“2010年7月,我同《费加罗报》、《世界报》和《自由长矛》两个记者为‘前夜’新闻网站去西藏采访。起始,我不确定几位同行会一起看到同样事态。古代哲学家塞涅卡曾告诫:‘倘若带着成见,那还有什么必要去旅游?’我们几个虽然见解各异,但在同一时刻一起看到的事物是根本相同的,真实的,尽管达赖喇嘛的追捧者们从来都不曾写出过这些。”
作者之所以要写这一段开场白,是因为达赖喇嘛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法国媒体“碰不得”的偶像,谁敢撕下这位“自在佛”欺骗人的假面具,就是犯了大忌,其文章必遭封杀。
笔者在法国生活多年,深感在这个以“自由与宽容”为荣的国度里,近年来形成了一种“唯一思维”,尤其是涉及到西藏问题,只让“无国界记者组织”头目罗伯特·梅纳尔之辈信口雌黄,否则就惹来一帮“人权主义分子”群起而攻之。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觉得《不参禅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一书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是一位颇有勇气的正直之士,确实值得人们钦佩。
然而,现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投身西方“自由世界”,不肯再当中国人。这位转世的“自在佛”身披藏红袈裟,满脸堆笑,在世界各地传授禅法,讲得天花乱坠,听者甚众,连美国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和莎朗·斯通,乃至已故法国左翼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妮埃尔都成了“祥和子”,为他摇旗呐喊。
今有法国学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逆西方力挺达赖反华的潮流,亲赴西藏考察,于2011年撰写新著《不参禅的达赖喇嘛》,副题为《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全书13章,用事实揭开了一个伪神祗“明相”后边的“暗面”。
维瓦斯揭了达赖喇嘛的老底——他早期在西藏时的奥地利籍师傅海因里希·哈勒,系纳粹冲锋队骨干,1938年受希特勒和希姆莱亲自派遣潜入西藏,当了达赖喇嘛七年老师,向他传授英语、地理和西方文化。人们曾见哈勒同希特勒合影,故达赖起初竭力藏拙,对自己跟哈勒的“终身友情”关系讳莫如深。1997年,法国导演阿诺在好莱坞将这段往事拍成电影《西藏七年》,美化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哈勒。及至那个金发碧眼的党卫军于2006年死去,达赖急急乎破门而出,为其百般辩护,称已故老纳粹是他“入门西方和步入现代化的启蒙导师”。达赖一直公开称1939年——1945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前世报应”,对哈勒感恩戴德。1994年,他在伦敦召集支持西藏独立的西方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作为登山运动家的哈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种学家布鲁诺·贝格两个前纳粹党卫军,以及接近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原智利驻印度大使米盖尔·索拉诺。由此不难明白,达赖为何于1999年呼吁英国政府释放在伦敦被捕的法西斯分子皮诺切特,其意识形态倾向昭然若揭。
维瓦斯揭示达赖喇嘛的另一个“暗面”,是他与日本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勾结,获取这一邪教对“西藏事业”一亿日元的金钱赞助。追溯起来,达赖与麻原的串通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人在印度见面后,至少有五次会晤。达赖称奥姆教“传播大乘佛教”,说麻原是个“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为他洒圣水祝福。孰料,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了震惊全球的沙林毒气事件,杀伤数千无辜平民,罪行令人发指,教主麻原彰晃被东京法院判处死刑,一时使达赖处境十分尴尬。麻原自己在其所著《最高指引》里供认,达赖委托他“在日本进行宗教改革”。德国《焦点》周刊强调:“没有达赖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 《不参禅的达赖喇嘛》一书揭示,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活动经费主要靠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所属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提供。达赖的驻华盛顿代表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并无异议”。据法国《外交世界》月报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170万美金。”《纽约时报》证实:“直接付给这位宗教领袖的年度津贴为18万美金”。据此,作者维瓦斯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保卫西藏人,而他实际上更是在为美国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作者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对看见一个强大国家崛起感到不安,觉得这威胁到自己在一个单极世界里的霸主地位,故资助达赖喇嘛的分裂运动,将之视为削弱中国的一种手段,还可以在世界屋脊踏上一脚,筑起军事基地。”
1959年3月,西藏噶厦当局多数噶伦发动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曾用一千多头驴的驮队运走了布达拉宫一箱箱满满金银珠宝,而他却声称自己是“所有西藏人幸福的源泉”。
达赖喇嘛扬言,在他的神权统治下,“西藏曾是最幸福的国度”。维瓦斯斥之为纯粹的谎言。他举出两名美国记者采访过的被领主挖去眼球,截断双手的农奴为例,说明达赖维护的是世界上最无人道、最黑暗的制度。百万农奴被当作“活牲口”宰割,95%的藏民无任何权利,只能为封建贵族和僧侣服一辈子劳役,在制度化的愚昧中忍耐,空盼来生转世。接着,他引用维克多·雨果《惩罚集》里的诗句来描绘达赖的面貌:“领袖跟富人畅饮开怀,却对穷人说:‘朋友,来跟我守斋!’”
维瓦斯指出达赖具备两张面孔,一个是始终笑容满面,呈现善良、智慧、宽容、和平姿态;另一个是紧皱眉头,活脱脱一个失落君主,其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返回拉萨,复辟原来的神权制度。
维瓦斯指出:这位所谓的“圣者”并不“敛心静虑”,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社区”大搞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疯狂迫害多杰雄登修行者。
多杰雄登修行者也同属藏传佛教的黄教,曾于1959年追随达赖集团流亡到印度达兰萨拉。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同舟共济”,可他们却受达赖白眼,被逐出门庭,其寺庙及佛坛遭摧毁。虽然火剑智慧佛多杰雄登被黄教供为佛教“护卫佛”,连一度与之对立的达赖喇嘛五世最后也奉其为“神灵”,可现今十四世达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天夜里梦见多杰雄登,与之交流,梦醒后断定他是“邪灵”,视之为异端,继而颁布“敕令”,禁止所有藏传佛教徒供奉多杰雄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随之出面镇压、驱赶生活在达兰萨拉的大批赤贫的多杰雄登修行者,致使他们无庙可寄身,流落街头以泪洗面。
在他的书里,维瓦斯叙述“西藏流亡政府总理”还编造谎言,诬称一位有影响的多杰雄登信徒“至少两、三次访问过中国”,“多杰雄登修习者都是由中国人资助的叛徒”云云。作者特别提到,达赖今年8月在法国图鲁兹市以“促进各种宗教间的和谐”为题讲经,还振振有词地强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不同的宗教,这是很重要的。在各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和谐关系基础上,应该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这位法国学者描绘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说:“在外边,他双手合十,卑躬屈膝,一脸光彩,露出狡黠的微笑,低声细语。但在自己的采邑却相反是一双毒眼,高声呵斥的凶相。”
应该说,维瓦斯是通过大量引证达赖及其随从的言行和他自己新赴西藏的见闻写出《不参禅的达赖喇嘛》一书的。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开门见山地说:“2010年7月,我同《费加罗报》、《世界报》和《自由长矛》两个记者为‘前夜’新闻网站去西藏采访。起始,我不确定几位同行会一起看到同样事态。古代哲学家塞涅卡曾告诫:‘倘若带着成见,那还有什么必要去旅游?’我们几个虽然见解各异,但在同一时刻一起看到的事物是根本相同的,真实的,尽管达赖喇嘛的追捧者们从来都不曾写出过这些。”
作者之所以要写这一段开场白,是因为达赖喇嘛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法国媒体“碰不得”的偶像,谁敢撕下这位“自在佛”欺骗人的假面具,就是犯了大忌,其文章必遭封杀。
笔者在法国生活多年,深感在这个以“自由与宽容”为荣的国度里,近年来形成了一种“唯一思维”,尤其是涉及到西藏问题,只让“无国界记者组织”头目罗伯特·梅纳尔之辈信口雌黄,否则就惹来一帮“人权主义分子”群起而攻之。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觉得《不参禅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一书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是一位颇有勇气的正直之士,确实值得人们钦佩。
西方:达赖神话开始破灭
《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简称《达赖并非如此禅》)一书,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今夏法国最具观念冲击力的一部书。虽然主流媒体多少有意避开不谈,但有关评论在网上、媒体上越来越多。2007年以《人所不知的记者无疆界组织》一书震惊法国舆论主流的马克西姆·维瓦斯再次向“神话”发出挑战,此次的对象是在法国舆论中更具“权威性”的十四世达赖。《当代价值》杂志刊登的书评这样说:“维瓦斯破坏的是法国、西方媒体与政界舆论里一个不可触动的偶像。”
让西方舆论看清达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利益
维瓦斯是在位于法国西南部图卢兹山区的家里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电话采访的。他语速颇快、态度直率、思路清晰。
达赖8月中旬到图卢兹讲经,四处赶来的听众达上万人。维瓦斯说:“我的书恰好在此期间出版,许多人对此深感恼火。”
但维瓦斯又指出他的书受到媒体好评,令人意外,由此他看到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法国舆论对达赖的态度已经发生颇大变化。法国公众通过北京奥运会前后达赖的表现及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对世界的进一步开放,逐步认识到达赖的活动并不全是宗教性的,而是力图影响法国对华政策,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维瓦斯指出,他并不反对达赖所代表的宗教、不反对他个人,他是要让法国人与西方舆论看清达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利益。维瓦斯说:“公众舆论与普通人被达赖的佛教学说所吸引,由此相信他说的一切,但如果指出他是政治人物、进行的是政治活动、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要否定西藏属于中国这一已被联合国与世界各国认同的事实,就会有许多人会改变看法。西方不喜欢政治人物。”
打破过去西方舆论对达赖的一致性
维瓦斯指出,他的书籍出版后,虽然只举行了一次新书发布会,但电视五台世界节目组、电视三台地方台、法兰西文化电台、法兰西新闻电台、《现代价值》等媒体以及不少网站都介绍了他的书。这说明人们对这个敏感题目的兴趣,也说明他书中的内容和逻辑引起法国人的重视。但他同时也表示,一些大媒体拒绝评论他的书,这说明它们继续维护达赖的地位,不想、不愿触动达赖的形象,而这一形象过去也是由它们塑造的。维瓦斯说:“但在这一问题上过去舆论的一致性已经被打破。”
维瓦斯还说:“有人指责我是为中国政府说话,也有人认为我使用的材料不全面。去西藏一周的时间可能不够,但我不是写博士论文,我只是用材料结合我的思考与耳闻目睹的现象来写书。如果说这样还不了解,那么史学家就不可能来写中世纪的历史,因为他没有去过那个时代。我的书的可靠之处还在于大多数材料都是达赖和其周围人士提供的,这就显示一种难以反驳的逻辑力量。记者写书要充分占有材料、充分展示事实。这是一部书获得成功的关键。”
逐步改变人们对达赖的看法
维瓦斯说:“我致力于继续投入论战,指出达赖的真实面目,指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致力于建立神权国家、恢复过去统治的人物。他所维护的许多东西,与西方、与法国的基本理念有很大距离和矛盾。”
维瓦斯相信他的书会逐步改变人们对达赖的看法,会对法国、西方舆论有深刻的影响。这也是西方舆论持续关注他的作品的原因。
让西方舆论看清达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利益
维瓦斯是在位于法国西南部图卢兹山区的家里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电话采访的。他语速颇快、态度直率、思路清晰。
达赖8月中旬到图卢兹讲经,四处赶来的听众达上万人。维瓦斯说:“我的书恰好在此期间出版,许多人对此深感恼火。”
但维瓦斯又指出他的书受到媒体好评,令人意外,由此他看到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法国舆论对达赖的态度已经发生颇大变化。法国公众通过北京奥运会前后达赖的表现及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对世界的进一步开放,逐步认识到达赖的活动并不全是宗教性的,而是力图影响法国对华政策,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维瓦斯指出,他并不反对达赖所代表的宗教、不反对他个人,他是要让法国人与西方舆论看清达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代表的利益。维瓦斯说:“公众舆论与普通人被达赖的佛教学说所吸引,由此相信他说的一切,但如果指出他是政治人物、进行的是政治活动、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要否定西藏属于中国这一已被联合国与世界各国认同的事实,就会有许多人会改变看法。西方不喜欢政治人物。”
打破过去西方舆论对达赖的一致性
维瓦斯指出,他的书籍出版后,虽然只举行了一次新书发布会,但电视五台世界节目组、电视三台地方台、法兰西文化电台、法兰西新闻电台、《现代价值》等媒体以及不少网站都介绍了他的书。这说明人们对这个敏感题目的兴趣,也说明他书中的内容和逻辑引起法国人的重视。但他同时也表示,一些大媒体拒绝评论他的书,这说明它们继续维护达赖的地位,不想、不愿触动达赖的形象,而这一形象过去也是由它们塑造的。维瓦斯说:“但在这一问题上过去舆论的一致性已经被打破。”
维瓦斯还说:“有人指责我是为中国政府说话,也有人认为我使用的材料不全面。去西藏一周的时间可能不够,但我不是写博士论文,我只是用材料结合我的思考与耳闻目睹的现象来写书。如果说这样还不了解,那么史学家就不可能来写中世纪的历史,因为他没有去过那个时代。我的书的可靠之处还在于大多数材料都是达赖和其周围人士提供的,这就显示一种难以反驳的逻辑力量。记者写书要充分占有材料、充分展示事实。这是一部书获得成功的关键。”
逐步改变人们对达赖的看法
维瓦斯说:“我致力于继续投入论战,指出达赖的真实面目,指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致力于建立神权国家、恢复过去统治的人物。他所维护的许多东西,与西方、与法国的基本理念有很大距离和矛盾。”
维瓦斯相信他的书会逐步改变人们对达赖的看法,会对法国、西方舆论有深刻的影响。这也是西方舆论持续关注他的作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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