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工作,一直贯彻了“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从西藏社会的实际和上层统治集团的状况出发,在十七条协议中充分照顾到西藏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因而协议得到了西藏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有一些顽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亲帝分子还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协议的执行,狂妄地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无理地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所以西藏和平解放后激烈的斗争仍然一直持续不断。
1951年11月间,在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暗中支持下,由一些色拉寺的僧人纠集社会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和地痞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这个组织一再变换手法,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1952年3月11日,该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组织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解放军撤出西藏”等口号,造成拉萨市内秩序混乱。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对这份“请愿书”表示完全同意,让噶厦接下这份“请愿书”,并称这次请愿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31日,噶厦派秘书把“请愿书”送到中央代表的住所,第二天他们又纠集2000多人,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所和外事处、人民银行,呼喊口号,肆意挑衅,还有的反动分子向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开枪,鲁康哇和洛桑扎西还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私自调来拉萨,以策应骚乱。面对“人民会议”分子制造的骚乱,张经武三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他出面取缔“人民会议”这一反动组织,命令噶厦维持拉萨的社会秩序。4月8日,张经武在拉萨市区持续骚乱的情况下,仅带几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布达拉宫去会见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解散“人民会议”,撤销鲁康哇、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经过严正交涉和大量的工作,到4月27日,达赖喇嘛终于下令撤销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司曹的职务,接着,噶厦将“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嘉央达哇等抓捕审判。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分别发出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在取得对司曹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及“人民会议”的斗争的胜利后,中共中央在8月16日又指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经过西藏工委的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步消除了达赖和班禅两个集团之间的猜疑,并根据十七条协议的精神,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和噶厦的官员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于1952年6月16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喇章谈判备忘录》,合理解决了噶厦归还原属班禅的辖地及有关的问题。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稍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京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了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和进藏的汉族干部团结起来,搞好西藏的工作。在会议之前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到内地一些省区参观访问。
西藏工委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1953年初,经张经武和达赖喇嘛商定批准,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该会除团结藏族青年开展政治文化学习、演出歌舞节目外,还组织西藏各地的青年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学习。接着日喀则、江孜、昌都、阿里等地也成立了爱国青年联谊会。1956年9月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成立时,全区有会员6000多人。另外,在1954年还先后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青年文化联谊会和妇女联谊会在广泛联系上层人士的家属子女,并通过他们影响西藏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52年8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派出第一个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致敬献旗并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以后,到1957年西藏共组织了13批1000多人到内地参观,参加人员有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宗教界人士、工商界代表、青年妇女代表等。他们在内地参观回到西藏后,用自己的见闻向各界广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藏族青少年包括不少贵族的子女到内地的学校去学习。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藏族民工的支援下,加紧修筑从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和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两路的修筑共投入军工民工十一万多人,在极其艰难的四年多的筑路工程中,先后有3000多人为此牺牲。1954年12月,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全线修通,在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由于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了脚根,对巩固西南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在拉萨成立,在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务。由于新中国成立时已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各种特权和尼泊尔凭借过去的条约在西藏享有的一些特权,已没有延续的合法依据。1952年6月,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的来文中多次提出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提议将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为了对等,中国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印度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接着,中印两国政府的代表团从1953年底开始,经过4个月的谈判,于1954年4月9日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了中印两国政府互设商务代理处、互设贸易市场以及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的有关办法。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3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3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不享受治外法权。双方又互换照会,规定印度在六个月内全部撤走印度驻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12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1956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尼泊尔将其驻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将其驻扎在西藏拉萨和其他地点的武装部队撤退。
经过几年的努力,西藏出现了比较平静和团结稳定的局面。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1954年9月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提出,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建立军政委员会,但是现在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都已撤销,因此西藏没有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必要,可以考虑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都同意毛主席的这一提议。当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政府等4个方面的代表组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就筹备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人员组成、下设机构、财政问题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协商,提出了草案。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我国宪法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决定达赖喇嘛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筹备和斗争,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到拉萨向西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在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51名委员组成,其中藏族委员48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在23日的会议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向全体委员做了工作报告,24日张国华做了工作报告,5月1日的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张国华的报告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六年来,人民政府共发放138万元低息或无息农牧业手工业贷款、170万元的无偿农具,已建立小学31所,学生2000多人,办起卫生院(所)18个,全区培养藏族干部1600多名。5月2日,拉萨僧俗各界3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但是围绕“分裂和反分裂”以及“民主改革”的问题,激烈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在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期间,已被取缔的西藏“人民会议”的一些成员又在噶厦中的一些人的支持下继续活动。1955年5月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向达赖喇嘛递交“请愿书”,要求达赖喇嘛领头搞“西藏独立”。在这同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伦索康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的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鼓动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甚至表示噶厦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支援。6月29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乐群则等又赶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9月国务院公布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后,阿乐群则等人又以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在社会上造成混乱。1956年2月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期间,他们散发大批传单,叫嚷“西藏独立”,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不久紧邻西藏的四川甘孜地区就发生少数反动头人反对改革的武装叛乱。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指出,阿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是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反对国务院的决定,要求噶厦对此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在西藏工委多次要求下,噶厦被迫宣布阿乐群则等人的“人民代表”是非法的,并将阿乐群则逮捕,关进狱中。但是噶厦的这个行动是做给工委看的,阿乐群则在狱中受到优待,不久就被放出来,在1956年9月逃往印度噶伦堡,与嘉洛顿珠、鲁康哇、夏格巴等人一起,进行反对祖国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他们成立政治组织,办报纸鼓吹“西藏独立”,还选派人员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接受特别训练,为后来在西藏组织武装叛乱做准备。
由于西藏相邻各省的民族地区正在进行改革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民主改革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张国华的报告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中都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规定了的,西藏的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工作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由西藏民族的领袖和广大人民自己决定,改革的方法也要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办法。但是在会议之后,一些反对改革的上层还是策划武装叛乱,企图用无力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到来。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就和四川里塘、甘孜的叛乱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他们迅速扩大武装,并把叛乱之火烧到西藏来。1956年7月,昌都江达县的大头人齐美公布(当时任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在拉萨参加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回到江达就伙同江东的德格土司和管家上山叛乱。11月,昌都宁静地方也发生大头人普巴本为首的叛乱。叛乱分子骚扰百姓,抢劫公路道班,破坏交通设施,伏击解放军的汽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
1956年11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从日喀则出发,到锡金甘托克乘飞机去印度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的纪念活动。达赖喇嘛一到新德里就被嘉洛顿珠、夏格巴等人包围,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也从美国赶来劝说,他们要求达赖喇嘛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或者从印度去美国。达赖喇嘛在他们的鼓动下思想动摇,对参加纪念活动后是否返回西藏犹豫不决,提出要经过噶伦堡、亚东返回拉萨。此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周总理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指出有一些人在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要求印度政府予以注意。如果外来的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还在一个月内和达赖喇嘛三次谈话,重申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搞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六年之内不搞改革,六年之后是不是改革,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来决定。现在西藏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周总理还对达赖喇嘛说:“你之所以有这麽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如果你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周总理还宴请达赖喇嘛的亲属,对他们做工作,当面批评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搞“西藏独立”的错误,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经过周总理的耐心说服,虽然达赖喇嘛及其主要随行官员还是去了噶伦堡,还是在1957年2月15日回到亚东,4月1日回到拉萨。
1957年5月20日,从金沙江以东流窜到拉萨的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下,在拉萨建立了一个名叫“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7月,“四水六岗”向达赖喇嘛献“金宝座”,达赖喇嘛给到场的甘青川滇各地的叛乱分子的代表500人挂了哈达。1958年3月,“四水六岗”、三大寺、藏军的代表聚集在恩珠仓在拉萨的住宅,策划组织更大规模的叛乱。6月,恩珠仓带着空投特务和电台到山南哲古宗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7月间在山南宣布成立“卫教军”,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到西藏大部分地区。8月,恩珠仓率叛乱分子近千人窜到后藏南木林,取走噶厦存放在甘丹青柯寺的藏军的武器装备,扩大叛乱武装。10月,叛乱分子700多人围攻中共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经过激烈战斗后被击退。藏军各代本的连、营长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允许藏军去参加叛乱武装,此后就有成股的藏军官兵携枪参加叛乱。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央的提醒和劝导下,1958年11月2日,达赖喇嘛召集噶厦的全体噶伦、三大寺的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但是少数反动分子却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中央不敢平叛,解放军兵力不足,解放军在西藏难以坚持。在11月5日噶厦的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的官员们名义上讨论如何平息叛乱,实际上却在讨论如何支持和掀起更大的叛乱,并决定“达赖喇嘛不宜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紧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和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叛乱。12月,山南叛乱武装在贡噶、扎囊两次伏击解放军车队,每次都造成解放军官兵数十人阵亡。1959年1月,恩珠仓为首的叛乱分子2000人再次围攻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激战70多天,直到拉萨市的叛乱平定后才解围。同时,在拉萨地区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叛乱武装分子,准备在拉萨制造大规模的叛乱。在武装叛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工委多次要求噶厦官员认真负起维护地方安宁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叛乱。但是噶厦中的反动势力始终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纵容和支持武装叛乱。最后终于造成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
1959年2月7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藏历除夕驱鬼仪式上,达赖喇嘛向应邀前来参观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回来,有不少新节目,想看军区文工团的表演。邓少东和郭锡兰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达赖喇嘛确定时间。达赖喇嘛说最近要举行传召法会,他要在法会上考格西学位,所以演出要安排在那以后,在军区的礼堂观看。邓少东当天就把达赖喇嘛的这个意愿告诉了索康等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但是在传召法会期间反动分子就支使藏军无故逮捕青藏公路拉萨办事处的两名汉族工人,制造“汉人要行刺达赖喇嘛,凶手当场抓获”的谣言,搅乱人心。此事被揭穿后,他们又造谣说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枪,对准大昭寺讲经台,所以达赖喇嘛取消藏历正月十五的讲经(实际是达赖喇嘛因身体困倦而取消)。反动分子还散发传单,反对十七条协议,叫嚣“西藏独立”,为叛乱做舆论准备。3月1日,西藏工委统战部负责人到罗布林卡请达赖喇嘛确定看文工团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达赖喇嘛说大体确定在藏历2月初1、初2、初3(公历3月10、11、12日),并让统战部负责人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经过联系,统战部和噶章洛桑仁增商定3月10日下午3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就在这时,噶厦中的多数噶伦和反动分子却利用达赖喇嘛看演出这件事,加紧进行武装叛乱和让达赖喇嘛出走的阴谋活动。3月9日晚,拉萨米本(拉萨市长)洛卡哇泽旺仁增根据噶厦的指示,煽动拉萨市民说:“达赖喇嘛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毒死达赖喇嘛,因此每家要出一个人到罗布林卡去请愿,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在拉萨市民中造成极大混乱。3月10日早晨,2000多拉萨市民和数百康区叛乱分子拥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叛乱分子还不准商店营业,要大家都到罗布林卡去。12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砸坏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的汽车,打伤桑颇才旺仁增。接着又将前往罗布林卡的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打死,并将尸体拖到拉萨市中心游街。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和噶厦的多数噶伦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决定同中央决裂,公开进行“西藏独立运动”。会议决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雪苦巴、噶章洛桑仁增等负责指挥叛乱活动,任命噶伦拉鲁策旺多吉为叛乱武装总司令。对于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藏族官员,会议不许再去办公,并要他们向“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还决定抽调色拉寺、哲蚌寺僧人武装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喇嘛的警卫。会议以后,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市张贴布告,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派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明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今天已经正式开始“独立运动”,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当天晚上,三大寺的数千武装僧人进入拉萨,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分散在拉萨附近的武装叛乱分子也向拉萨市区聚集。噶厦还派人打开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叛乱分子。叛乱分子还通过印度总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夏格巴发密电,要夏格巴向世界宣布“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还要他向印度政府、联合国报告,要他们派代表到西藏观察了解形势。
为了继续对达赖喇嘛进行争取工作,当时代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职务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先后三次写信给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受叛乱分子控制的处境表示体谅,欢迎达赖喇嘛所做的愿意来军区的表示,指出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持祖国的统一和团结。达赖喇嘛在给谭冠三的三封信中表示,反动分子正在借口保护他的安全而正在进行着危害他的活动,对此他正设法平息,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他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但是到3月17日夜间,在索康、柳霞、夏苏等三位噶伦和帕拉、赤江等人的安排下,达赖喇嘛及其家属、随从、护卫等60多人化装逃离罗布林卡,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连夜逃往山南。由于毛泽东主席在3月12日就指示西藏军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所以达赖喇嘛一行长达两个星期的逃跑途中,没有受到解放军的追赶和阻截。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以为就此可以放手对在拉萨的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发动进攻,一举把赶出拉萨。到3月19日,集中在拉萨的叛乱武装达到7000人,配备有大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的各个坚固建筑,对西藏军区、西藏工委形成包围的态势。在叛乱分子自认为做好了充分准备后,于3月20日凌晨3时40分对市内各个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到上午10点,西藏军区决定动用在拉萨的不到两个团的机动兵力,在炮兵的支持下对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到当天下午6点,解放军攻占叛乱分子重兵防守的药王山,切断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叛乱武装的联系。随后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分兵多路合击罗布林卡,经过短促的激战,摧毁了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随后部队转移到合围市区的战斗,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到21日上午攻占了除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以外的叛乱武装的所有据点。22日凌晨,盘据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叛乱分子也举起白旗投降,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两天的战斗中共歼灭叛乱武装5300多人,击毙545名,击伤、俘虏4800多名。反动分子想一举赶走解放军的美梦彻底破灭,但是他们仍然不死心,3月26日达赖喇嘛一行逃到山南隆子县,就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在山南地区的领主头人和叛乱分子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以隆子宗为“临时首都”,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宣称西藏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乱分子索康、柳霞、夏苏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31日,达赖喇嘛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通过印度的一个哨所向印度政府请求“政治避难”。1964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驻藏人民解放军部队遵照中央的命令,在西藏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61年10月以前肃清了西藏全区的残余叛乱分子,平息叛乱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把封建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分配给农牧民,变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同时,在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
1965年6月28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预定在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8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报告。中央决定中共西藏工委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8月3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向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从而胜利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历史任务。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历史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本来要到拉萨参加庆祝大会,到了成都后因故未能成行。由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张国华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做报告,总结了党在西藏15年来的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9月8日,大会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37人当选为委员。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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