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

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英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早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开始于明朝的末年。1624年葡萄牙教士到阿里古格，曾建立过天主教教堂，1627年有葡萄牙教士到日喀则活动。1715年又有传教士德悉德利等到拉萨，进行传教活动，到1745年清朝下令把在拉萨的外国传教士遣送出境。虽然这些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直接目的多数是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收集西藏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情况，并把这些情报资料送回西方国家，为后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和侵略做了前期准备，成为西方殖民侵略政策的先锋。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入南亚次大陆比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晚，但是他们后来居上，打败了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侵占印度各小邦的领土，成为在印度的最主要的侵略势力。英国早期在印度的侵略活动是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进行的。1764年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以后，侵略的矛头接着指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力图以商业贸易的名义进入西藏，与英国在中国东南海洋上的活动相配合，进一步从西面开展对华贸易。1770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属下的库赤贝哈尔的内乱，吞并库赤贝哈尔，并与不丹发生冲突，不丹向六世班禅求救，六世班禅派人前去调解，东印度公司乘机在1774年派遣波格尔等到日喀则会见六世班禅，企图与西藏建立通商关系，并要六世班禅介绍他去拉萨和北京，这些要求都被六世班禅拒绝。1793年英国派马嘎尔尼为特使，带着英国国王的书信到热河见乾隆皇帝，要求和中国扩大通商等，他在热河见到从西藏回京的福康安，还向他打听西藏和尼泊尔的情况，马嘎尔尼并没有达到英国的目的。这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改变了策略，决定先把势力伸张到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强迫他们接受英国的“保护”，并通过他们向西藏倾销英国的商品。1814年东印度公司利用廓尔喀王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和尼印边界的领土纠纷，发动了对尼泊尔的侵略战争。当时尼泊尔曾派人到西藏，通过驻藏大臣向清朝请求援助，并指出英国侵略尼泊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通侵略西藏的道路，一旦尼泊尔失败，不仅尼泊尔再不能向清朝贡献方物，西藏的安全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可是清朝政府对南亚地区的形势变化缺乏认识，把英印对尼泊尔的侵略依然看作是境外的“蛮夷之争”，认为尼泊尔人在危言耸听，只是为了争取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当时清朝国力也逐渐衰落，不愿再劳师远征。所以虽然嘉庆皇帝派四川总督赛冲阿带兵进藏，但是连赛冲阿仿照福康安的先例向英印和尼泊尔发出文书，要双方罢兵，也受到皇帝的斥责。驻藏大臣也奉命对尼泊尔的求援加以驳斥。1816年尼泊尔在战败后和英印签订条约，英印不但占领了尼泊尔的部分土地，而且规定尼泊尔和锡金的争端由英印来仲裁，这就为英印侵略锡金提供机会。1817年英印又和锡金订约，将其从尼泊尔手中夺得的原属锡金的两块地方交还锡金，以此为诱饵，使锡金接受英印的“保护”。1835年东印度公司从锡金“租借”了大吉岭，1861年英印又强占了锡金南部大片地方。他们还把铁路修到大吉岭，在附近山地推广种茶，以便长期经营。1864年英印又出兵攻打不丹，强占了不丹南部的山口地区，又用每年给不丹五万卢比作为补偿，用小恩小惠拉拢不丹的一些贵族头领。噶伦堡地区就是在这时被英印占领的。这样，英帝国主义就把它的侵略基地建到了西藏南面的大门口上，对西藏形成巨大的威胁。三、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国，利用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出许多探险家、传教士，以游历的名义从各个方向进入我国藏族地区活动。英国还派出许多间谍化装成从印度来的朝佛者，偷偷地带着测量工具，在西藏测绘地图，记录气象资料，侦察西藏的军事设施，为以后的侵略西藏作准备。俄国还利用其统治下的蒙古布利亚特地区和西藏的宗教联系，派遣僧人入藏活动，同时组织探险家进入藏族地区。这些人侦察藏族地区的道路、地形、社会情况，绘制地图，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藏族地区做准备。这些探险家遭到藏族僧俗的强烈反对，他们多次向清朝呈递公禀，表示坚决反对允许洋人入藏游历考察，噶厦还一再命令各地僧俗官员，绝对不准洋人入藏，一经发现，就要全力阻拦，让他们返回。随着英国和俄国在亚洲争霸，英国为巩固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极力把他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喜马拉雅山以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逐步升级，直到对西藏发动两次武装侵略战争。
　　面对英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扩张造成的对西藏的严重的威胁，广大西藏人民决心进行坚决的抵抗，保卫自己的家园，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上层也从英印侵略锡金、不丹、尼泊尔的事例中看到英印的侵略活动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宗教地位的危害，也主张抵抗英印的侵略。1884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南部和锡金接界的的各个险要路径上建立哨卡，防止英印派人越界窥探。特别是在则列拉山西南的热纳宗的隆吐山修建了高大的堡垒炮台，派200名藏军驻守，密切监视英印在锡金的动向。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加强自己边防的措施，竟然十分恼火，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破坏。1885年他们派人以考察商务和矿产为名，从锡金进入岗巴宗，遭到当地官员和军民的坚决反对，不准他们前进，双方相持数月，英人不能前进，竟然威胁要派兵“讨伐”。英国又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清朝让西藏撤退边防。他们先是说西藏在隆吐山设防是阻碍通商，后来又向清朝政府发出照会，干脆宣称隆吐山是在受他们“保护‘的锡金的领土之内，西藏军队在这里设防是越界行为，要西藏限期撤卡退兵，否则他们就要采取军事行动，武力解决。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连续进攻和打击下，对英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一经英国以武力进攻相威胁，就不问是非曲直，传令驻藏大臣文硕，要他让西藏地方政府撤退在隆吐山的驻军。清朝的这一命令遭到西藏军民的坚决抵制，他们给驻藏大臣呈递公禀，指出热纳宗历来就是西藏的地方，隆吐山在热纳宗东北，当然是西藏的地方。虽然在嘉庆年间因锡金土王的请求，西藏准许锡金牧民在热纳宗的部分草地“通融住牧”，但是热纳宗仍是西藏的地方。同时申明西藏人民已下定决心，“誓死抵御，决无二心”，纵然“战至男尽女绝”也绝无反悔。英帝国主义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竟然采取无赖的手段，宣称隆吐山以北的捻纳才是热纳宗，要西藏军民退到捻纳。同时英帝国主义积极调兵遣将，运送弹药，准备发动战争。1888年2月，英军即对设卡防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突然进攻，藏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经过几天的鏖战，在英军大炮的猛烈轰击下，藏军无法坚持，撤退到纳汤，建石墙防守。同时陆续调集前后藏民兵上万人增援前线。清朝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仍然坚持退让求和的方针，并在3月将主张抵抗英印侵略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另派升泰接任驻藏大臣。升泰到任后，主张满足英印的要求，和英军议和，并阻止藏军对英军发动反攻，以致贻误有利战机，使英军可以从容准备再次发起进攻。8月，英军在大量增援后又对驻守纳汤的藏军发动攻击，藏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武器装备落后，实际力量比英军差很多，造成藏军再次战败，退回到则列拉山。10月，升泰从拉萨到亚东前线与英印谈判议和，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竟然派了一个英国人赫政来做升泰的翻译和助手。赫政以“中间人”的面目出现，一面为英方暗送情报，出谋划策，一面又向升泰施加压力，迫使升泰完全屈服于英方的要求。在谈判结束后，1890年2月，清朝派升泰到印度加尔各答，和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按照英国的要求以则列拉山为划分西藏和锡金的分界，使中国失去了从热纳宗到岗巴宗南部的大片土地和牧场。1892年升泰在仁进岗病死，1893年清朝派何长荣为代表到大吉岭和英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规定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此可以享受治外法权，并规定五年内藏锡边界进口的货物概不纳税。这两个条约遭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拉萨三大寺号召西藏人民不同英印贸易，抵制印度茶叶运销西藏，西藏人民还拆除英印所立的界碑，坚持到分水岭上自己原来的牧场上放牧，显示了坚决抗击英印侵略的勇气和决心。
　　虽然英国通过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取得了许多利益，但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积极准备对西藏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英国认为有机可乘，积极准备再次对西藏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902年夏天，英国派兵闯入岗巴宗的甲岗地方，拆毁定界的鄂博，驱除守界的藏军，抢走当地牧民的牛羊。1903年英国又派兵到岗巴宗挑衅，一直闯到岗巴宗所在地，要求中国派官员到岗巴宗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急忙派出700名藏军到岗巴宗布防，并派仲译钦波和擦绒代本代本和知府何光燮去岗巴宗谈判，由于英方无理取闹，宣称何光燮的职位不够担任谈判代表，要驻藏大臣前来谈判，使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实际上英帝国主义在岗巴宗的挑衅和谈判只是为了转移西藏军民的注意力，他们早就在策划对西藏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1903年11月，英国调集步兵、骑兵、炮兵3000多人，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以护送政务司荣赫鹏上校去和驻藏大臣谈判的名义，偷偷翻阅则列拉山，在西藏方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顾当地官员的劝阻，一举占领亚东。在得到英军占领亚东的消息后，驻藏大臣裕钢不愿前去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急忙调兵到帕里去防守，并命令各宗的民兵赶往帕里增援。但是在藏军赶到之前，英军抢先于12月底占领了帕里。接着英军继续以护送荣赫鹏为名前进到堆纳，在这里才遇到由莱丁色代本、郎色林代本和吉浦如本指挥的奉命前来阻止英军前进的藏军2000余人。莱丁色代本等要求英军退回到亚东再开谈判，荣赫鹏蛮横地拒绝了这一合理的要求。双方对峙到1904年的3月，英军在做好准备后，悍然对西藏军队发动进攻。当时藏军右翼在堆纳北面五英里多庆措湖西岸的曲米森谷地方，并建了一道矮墙作为防御工事，左翼在多庆措湖的南岸。荣赫鹏等假意同莱丁色代本等在阵地前对话辩论，并说双方应表现和谈的诚意，以英军将子弹退出枪膛为伪装，欺骗藏军将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当时藏军只有很少军官有快枪，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后重新点燃要较长时间，而英军的快枪很快就可以把子弹重新推上膛，荣赫鹏的这一诡计，使藏军在战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英军的一部还偷偷包抄到藏军后面山上，架起机枪。在做好准备后，麦克唐纳命令英军强行解除藏军武装，挑起冲突。当英军抢夺莱丁色代本的枪械时，他奋起还击，击毙一名英军。麦克唐纳立即下令英军开火，以机枪向藏军密集扫射。藏军的火绳枪来不及点燃火绳，纷纷倒在英军的枪弹下，使得所谓的“战斗”，实际上成为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藏军莱丁色代本、郎色林代本等1400多人牺牲，而英军仅有两名军军官受伤，13名士兵伤亡。
　　4月英军在康马附近的萨马达河谷击败藏军的阻击后，攻占了江孜宗。荣赫鹏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只等英国政府批准他的直接打到拉萨迫使西藏军民屈服的计划，于是只留下部分英军驻在年楚河边的江洛林卡，其余英军护送麦克唐纳返回亚东，调动增援部队，以发动更大的军事行动。这时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不但不到江孜去阻止英军，反而在给荣赫鹏复信时说，自己对西藏军民“开导之无方”，要等西藏军民彻底失败后再与英方会谈。在前期作战失利和驻藏大臣多方阻挠的情况下，西藏军民抗英的意志仍然坚定不移，除了一再“请大皇帝谕调汉兵、资助军饷”外，各地民兵仍斗志高昂地开赴江孜参战。到5月初，藏军已有一万多人布防在日喀则、江孜到浪卡子一线。5月3日，荣赫鹏再次分兵，他自己带部分英军留驻江洛林卡，另一部分在布兰德中校指挥下进攻噶热拉，击败当地的藏军并向浪卡子方向追击。就在这时，藏军主力从其他路径进到江孜，收复了江孜宗宗山城堡、白居寺、曲隆寺等重要据点，并以1000多人在黎明前直插江洛林卡，当英军听到藏军的冲锋呐喊从酣睡中惊醒时，看到手持大刀长矛的藏军已经冲到面前，吓得魂飞魄散，荣赫鹏也在极度惊恐中顾不得组织抵抗，仓皇南逃到曲比颇章。他自己事后也承认，如果不是藏军按照习惯在冲锋前大声呐喊，使英军惊醒，得到了一点准备的时间，他们全都会被藏军一举消灭。布兰德中校急忙带兵赶回江孜，才使英军稍稍稳住阵脚。在奇袭英军取得胜利后，西藏军民一面包围英军的驻地，一面夜以继日赶修工事，把宗山和白居寺连接成一个整体，决心在这里和英国侵略军血战到底。5月24日，英军在得到增援后，攻打藏军据守的帕拉村，藏军打死了英军的加斯丁大尉，杀伤另外两名大尉，英军在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才攻下了帕拉村。荣赫鹏看到江孜英军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在6月5日带了几十个骑兵突围去亚东搬兵，路上在康马遇到藏军伏击，荣赫鹏又差一点丧命。6月下旬荣赫鹏和麦克唐纳指挥大队人马从亚东开往江孜，这时藏军一部集结在乃宁寺，威胁着英军的交通线，英军即对乃宁寺展开猛攻，藏军和僧众凭借乃宁寺高大的围墙和殿堂顽强抵抗。英军用大炮轰开围墙，炸毁大部分殿堂，然后蜂拥入寺，藏军和僧众仍坚守不退，和英军展开肉搏战，其中一支来自工布地区的民兵，用大刀长矛给英军重大杀伤，藏军和僧众也大部壮烈牺牲。最后英军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攻占了乃宁寺，他们不仅将宗喀巴大师和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曾经在此学习修行过的乃宁寺洗劫一空，还将不愿投降的西藏僧俗绑在经幡旗杆上枪杀。至今乃宁寺的断垣残壁上还有许多英军枪炮打下的弹洞。接着英军又进攻江孜西南与白居寺隔河相望的另一个著名古寺紫金寺（宗喀巴大师曾在这里学习和著书立说），切断江孜和日喀则的交通。藏军和僧众800多人在山上坚守，英军用大炮将山上的殿堂炸毁，经过一天的激战，攻下了紫金寺。
　　7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宇妥噶伦、仲译钦波和三大寺代表等在江孜会见荣赫鹏，要求英军退兵谈判，荣赫鹏又以西藏代表无适当证明书为借口拒绝，并藏军在7月5日正午前撤出江孜宗山。荣赫鹏的无理要求当然被西藏军民拒绝。于是英军在7月5日下午对宗山发起全面进攻，经过激战于当天占领宗山下面的街道。接着英军猛烈炮轰宗山城堡，然后以步兵冲锋，藏军以火绳枪和石头向敌人还击，直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藏军多次打退了英军的进攻，还在夜间派人下山袭击敌人的营地，使英军惊惶不安。英军对宗山围攻了几天，仍然不能攻上山，只能靠密集的炮火来对付山上的守军。最后由于城堡中的火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藏军弹尽粮绝，山上又没有饮水，藏军不得不撤退到白居寺，英军又攻打白居寺，给白居寺也造成重大破坏。从5月到7月的江孜保卫战，西藏军民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的决心，在西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远受到人民怀念和尊敬。
　　江孜战役以后，7月14日英军又向拉萨进发。这时西藏抗英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有领导有组织的武装抵抗以接近尾声，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妥协投降派的势力抬头，噶厦政府在他们的压力下，向西藏军民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并派出噶伦等僧俗官员为谈判代表，要求与英军在途中谈判，劝阻英军不要进入拉萨。但是这时的荣赫鹏，完全撕下他是来与驻藏大臣和西藏的代表谈判通商和边界问题的“和平使节”的伪装，根本不理睬西藏方面发出的和谈的呼吁，一心要打到拉萨。7月31日，英军在曲水渡过雅鲁藏布江，在这紧急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逃离拉萨，翻越唐古拉山，经柴达木盆地和安西，前往外蒙古。达赖喇嘛行前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代理摄政，由噶伦和三大寺代表等辅助，办理政务。8月3日，英军占领了拉萨。清朝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奏请，宣布将达赖喇嘛的名号“暂行革去”。
　　在英军打进拉萨的问题上，荣赫鹏和英印总督寇松等人和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析。寇松最早提出改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把西藏变为英国控制下的中英和英俄之间的“缓冲国”的计划，实际上是要使西藏成为英印北上的英国前进基地，宣称“一旦我们得以进入西藏，并获得使俄国的势力陷于困境的影响，我们就能扭转给印度带来危险的政治局面，就能使我们处于一个可以利用难以跨越的羌塘高原作为我们和俄国未来可能的疆界之间的壁障的地位，就可能阻止俄、法势力穿越亚洲结合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将处于一个支持我们进取四川和连接我们（在中国的）东西方势力的地位。”出于这种保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与俄国争霸、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寇松和荣赫鹏主张采取一切可能的卑鄙手段对中国的西藏地方发动武装侵略。而英国政府在欧洲正面对德国的威胁，需要争取俄国加入反德的同盟，又考虑与沙皇俄国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的关系，顾忌俄国和法国的反对，同时顾虑西藏人民的抵抗会使英军在西藏高原难以脱身，因此一开始对寇松和荣赫鹏的计划并不积极支持。寇松和荣赫鹏玩弄阴谋，一开始只要求英国内阁同意派兵到边境压迫西藏地方与之谈判，然后破坏谈判，要求英国政府批准他们打到江孜进行谈判，打到江孜后又趁俄国和日本在我国东北发生战争俄国眼看就要失败的时机，促使英国政府同意他们打到拉萨。英国政府批准了进军到拉萨的计划，但是仍然认为这是极其冒险的行动，西藏人民并未屈服，大雪封山截断交通线，英军在拉萨就有被困死的可能，因此规定英军必须在9月内退回。当然，在亚洲进行侵略扩张这一总的方针上，英国内阁和寇松、荣赫鹏等人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只是具体作法上的分歧，因此寇松和荣赫鹏的计划总是能够得到英国内阁的“不那么情愿的”的批准。
荣赫鹏带兵到拉萨后，确实是处在险境之中。拉萨东面仍有数千藏军活动，拉萨近郊的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众还有武装，拉萨市民不卖粮食和货物给英军。甚至有僧人只身闯入英军驻地，刺杀英军军官。达赖喇嘛出走，又使荣赫鹏没有了谈判的对手，于是荣赫鹏只好去找驻藏大臣有泰，经过有泰的配合和尼泊尔在拉萨的代表的活动，才能够和以代理摄政洛桑坚赞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1904年9月7日，荣赫鹏和洛桑坚赞等人在布达拉宫签署了一份荣赫鹏事先炮制好的共有十条的《拉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除了已开的亚东商埠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这两地享有同样特权。二、分期付给英国军事赔款五十万英镑（后来新任英印总督俺士尔将赔款减为17万英镑，合250万印度卢比）。三、边界至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要塞一律削平。四、西藏答应，非经英国政府同意，不得将土地让卖租借于其他国家，西藏事务不得让其他国家干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权利不许其他国家享受。在签订《拉萨条约》的过程中，驻藏大臣有泰执行清朝政府对外屈膝投降的方针，昏庸误国，帮助荣赫鹏压服西藏官员签约。荣赫鹏本来要求有泰也在条约上签字，有泰也准备答应，被手下官员劝阻而没有签字，他只是和荣赫鹏交换了一个照会，双方说明条约中所说的非经英国同意不得在西藏享有权利的“任何外国”，不包括中国在内，中国商民仍可以到江孜、亚东、噶大克商埠经商贸易。清朝外务部在看到《拉萨条约》的草约后，也立即指示有泰不得画押，并向英方声明，所有条款应由清朝和英国商议后，才能审核，还决定西藏答应的赔款，由清朝政府支付。俄国和法国也对《拉萨条约》提出反对意见。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关西藏的国际条约，不经过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清朝的同意和签署，自然是不合法和无效的。荣赫鹏在英军于9月23日撤出拉萨，还企图引诱有泰和英军一起到亚东去，在那里当面画押，有泰因为已接到清朝的指示，没有同意。1904年底英国内阁更迭，新内阁迫切需要争取俄国一起反对德国，也只得同意和清朝商议修改。1905年1月，清朝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参赞张荫棠等，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和英方专使费夏利等谈判改约。寇松虽然不当英印总督，仍在会外策划操纵英方代表，在会上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想将此写入条约，自然遭到清朝代表的坚决反对，谈判陷入僵局。英国还开始采用另一个更为阴险狡猾的政策，力图利用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和清朝的一些矛盾，在西藏上层集团内部收买和培植代理人，它在这时利用其皇太子访印的机会，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邀请九世班禅到印度会见皇太子，企图拉笼班禅代替出走的达赖喇嘛，与英方合作，由于张荫棠等官员在印度对九世班禅争取教育，当英方要九世班禅向英国皇太子跪拜时，九世班禅向英方申明“我只在（清朝）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使英国的计划没有成功。1906年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并在4月27日签署《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第二款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把《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列于其后。这个《北京条约》虽然没有按中国代表的主张明文写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字样，但是排除了《拉萨条约》将中国暗列为“外国”的含义，明确英国对西藏来说属于外国，中国担负起不准他国干涉西藏的责任，这表明英国政府在各方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事实上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地方的外交事务必须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接着，1907年8月英国和俄国达成了关于波斯、阿富汗、中国西藏的三个协议。按照协议，英俄在保留他们在西藏的“特殊利益”的同时，双方承诺“只通过中国政府同西藏进行交往”，从而把西藏作为一个中国管辖下的英俄势力范围的隔离地带。英国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说服俄国将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提法写进他们的协议，说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计划并没有停止，只是变换了一下方式，准备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推行。
　　经过英国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朝野上下对清朝政府的妥协退让的方针和驻藏大臣在战争中的表现强烈不满，纷纷提出责问，清朝政府也看到了西藏在列强争夺下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巩固在西藏的统治，保住西南的屏障，1906年4月，清朝派遣张荫棠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入藏“查办藏事”，他是清代上百个驻藏大臣中唯一的一个汉族出身的人。他到拉萨后，经过调查了解，向清朝政府参劾了驻藏大臣有泰等十几个在藏满汉官员昏庸误国、贪污腐化，在西藏人民抗英斗争中“坐误事机”的罪责。清朝政府下令将有泰等人革职查办。还参奏噶伦平措旺丹勒索百姓，贪赃枉法，平措旺丹也被撤职查办。这使西藏僧俗上下民气大振。西藏各界人民交口称赞张荫棠为西藏清除时弊，严肃法纪，惩办贪官的勇气和行动。张荫棠还根据西藏当时外有强敌侵略，内部民生凋敝的情况，决心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训练军队，变法图强。1907年1月，他向清朝外务部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得到清朝政府的采纳，作为革新西藏政务的基础。他命令噶厦政府设立了交涉、巡警、督练（练兵）、盐茶（种茶、运茶、收盐税）、财政（设银行、铸新币）、工商、路矿（修路、开矿）学务（开设学校）、农务（开垦土地、改良畜种）等九个局，作为推行新政的常设机构。他还编写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他还到大昭寺去对僧俗大众讲解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推行新政变法图强的重要性。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虽然有的脱离西藏实际，有一些有消极作用，由于清朝的腐败和西藏保守势力的阻挠反对大部分没有能够实行，但是他的主张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僧俗大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受到西藏人民的赞扬。后来，张荫棠的积极整理藏政受到继任的驻藏大臣联豫的猜忌，清朝政府也认为他的言行偏激不合时宜，在1907年5月调他到印度西姆拉去和英国代表商谈江孜开埠的事宜，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的任务改由联豫来执行。联豫首先奏请撤销驻藏帮办大臣，在驻藏大臣之下设左右参赞各一人作为辅助，将权力集中于驻藏大臣。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到外蒙古，本来是受他身边的布利亚特蒙古僧人德尔智等人的鼓动，想取得俄国的帮助继续抗英。但此时俄国刚被日本打败，无力提供实质的援助，这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寄希望于清朝。1906年，在清朝的要求下，他从库仑启程返藏，走到其后塔尔寺寺时，由于清朝在西藏推行新政和在四川藏区实行改土归流，就在塔尔寺暂住。1907年11月，清朝批准达赖喇嘛进京朝觐的要求，他就经兰州、西安，于1908年1月到五台山朝礼，等候进京。这时俄国、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日本、德国的外交人员接连到五台山拜会达赖喇嘛，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也通过中间人和达赖喇嘛取得了连系。9月底，十三世达赖喇嘛从五台山到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几次接见和宴请他，赐给金册金印，恢复了他的达赖喇嘛的名号，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是清朝没有批准达赖喇嘛不经过驻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请求，又使他深感不满。在这期间，英国公使专门拜会了达赖喇嘛，还派了熟悉西藏情况的驻江孜商务专员鄂康诺带着锡金王子到北京，参加英国公使和达赖喇嘛的会见，对达赖喇嘛竭力拉拢，而达赖喇嘛对英国的态度也有了重要的改变，想与英国改善关系。紧接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即于1908年底离京返藏。
　　清朝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入藏，威胁到西藏僧俗上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起清朝和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部分僧俗上层的矛盾，这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坚决抗英转变到依靠英国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还在返藏的途中，他就命令伦钦夏扎班觉多吉调集藏军和民兵阻击川军进藏，并请英国公使出面压迫清朝停止川军入藏。1909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首先正式任命亲英派贵族夏扎班觉多吉等三人为伦钦，执掌大权。1910年2月，由钟颍率领的川军到达拉萨，随即与藏军发生零星冲突，这使本来就与驻藏大臣联豫关系紧张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卧不安，立即命令策墨林活佛为摄政，留守拉萨，自己带领伦钦夏扎等少数官员逃走。联豫派兵追赶，在曲水遭藏军阻击，没有追上。2月底，十三世达赖喇嘛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清朝根据驻藏大臣联豫的奏请，再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而英国则对他热情接待，安排他游览印度各地，在大吉岭为他提供住房和生活用品。让达赖喇嘛在大吉岭设立噶厦，和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联系，遥控西藏的事态发展。英国虽然表面上宣称不干涉西藏事务，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加紧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的形势，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