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和平解放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内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喜讯传到甘、青、川、滇广大藏族地区，使各界藏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在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并致电负责解放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中共中央在12月31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把解放西藏列为全国军民将在1950年完成的光荣任务之一。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18军担负经由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随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月中旬，二野首长将仍在川南执行任务的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召至重庆，向他们下达了上述命令，要求18军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勇敢地担负起此项任务，并迅速付诸实施。其他将从新、青、滇入藏的部队，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面对外国侵略势力与达扎等人的扩军备战活动和西藏的社会情况，在给18军部署进藏的任务时，二野政委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效，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入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关于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
　　1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八条意见。5月17日，中央在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定的准备和谈的10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5月29日批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各路准备进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后来人们把这10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这10项条款是：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这10项条款把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指示具体化了，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被达扎和噶厦派往北京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所谓“西藏独立”的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于1950年2月2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并在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后，于3月15日致函中国驻香港办事机构，公然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政府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与中央谈判问题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西藏独立”是错误的，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北京谈祖国统一问题，才能受到中央的欢迎。同时，经中央同意，西北、西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先后4次派人克服重重困难到西藏去劝和。2月1日从青海派出的是藏族干部张竟成，他带去了青海省副主席廖汉生和著名藏族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书信；3月初从四川派出的是汉族高僧志清法师（又称密悟法师）和贾题韬居士，他们带去了解放军欢迎西藏派代表赴京或到进藏部队前线司令部谈判的信息；5月初从青海派出的是塔尔寺当才活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隆务寺夏日仓呼图克图及大通县广慧寺先灵活佛，以及秘书、翻译迟玉锐等人，他们带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的信函；7月10日从甘孜派出的是曾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帮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意藏人）自治政府”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白利寺格达活佛，他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前全国政协曾特别邀请格达赴京出席政协二次全会，但他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致函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先进藏劝和，等西藏解放后再到北京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中央的和平呼吁并没有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第一次进藏劝和的张竟成，于1950年5月抵拉萨，6月初被迫离藏，噶厦让他捎给廖汉生的复信中，只承认中国和西藏之间存在“檀越关系”，而不承认西藏原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已由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政治关系；第二次进藏劝和的志清法师和贾题韬居士，被藏军拦阻于金沙江以东，至当年11月才得渡江西行；第三次进藏劝和的人员10月抵那曲，其中的当才活佛会见达赖喇嘛后去了印度，夏日仓活佛、先灵活佛等，被押送拉萨软禁起来，该劝和团的秘书迟玉锐等人则被送往山南泽当囚禁，至1951年2月才被释放；第四次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7月24日抵昌都，8月22日竟在食用了英国人的茶水后不久患剧烈腹痛身亡，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押解拉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督促和规劝拉萨当局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同时，第18军从川南移师川西，于1950年1月下旬成立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并在组织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研究康藏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后，提出对进军西藏的具体政策意见，编写了《进军康藏地区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进军守则》等，上报西南军区，并向部队进行了政策教育和思想动员。还编写了供指战员学习的《藏文课本》。2月3日18军迅速从川西派出一支先遣队进至西康雅安。为支援部队进藏，西南局成立了以昌炳桂、胥光义为首的支援司令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大批食品、药品、被服、帐篷等物资。因当时雅安至甘孜尚不通汽车，运输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按照朱德总司令提出的“一边进军、一边修路、一边运输”的指示，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率6个工兵团和18军的3个步兵团迅速投入总长603公里的雅安至甘孜公路的筑路工程。4月，以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和桑吉悦希（天宝）为首的前方指挥所抵达康定，并派出两个精悍的先遣支队，北路由52师师长吴忠率领，于4月底到达甘孜、邓柯，并在邓柯摧毁藏军的一部电台，将在邓柯的藏军赶过金沙江。南路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于7月底抵达巴塘。先遣支队向当地各界人士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受到各地上层人士和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甘孜和巴塘有200多名藏族青年参军，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的藏民研究班的几十名藏族干部也从北京到达，这些藏族干部在部队中担任翻译、宣传、情报等工作，对18军开展各项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到8月中，随着筑路部队打通二郎山等处天险，将公路逐渐修通至甘孜，18军主力渐次向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白玉、巴塘一线开进。在西康藏区人民的无私支援下，18军到迅速作好了向西藏昌都地区进发的各项战斗准备。与此同时，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14军126团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都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在人民的无私援助下，于当年7月分别进抵青海玉树、云南德钦和新疆南部的于田县，作好了向西藏进军的一切准备。
　　8月1日，新疆骑兵师先遣连还从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率先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该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共7个民族的135名指战员组成，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翻越昆仑山脉多座冰峰雪山，穿过阿里北部茫茫无人区，于9月中旬进抵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布地方，在那里停留240余天，等待后续部队。但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严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争取、团结阿里噶尔本（当地最高行政官员）赤门·索朗班觉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还能把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带来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等拿出一部分救济当地遭受雪灾的贫苦牧民。最后终因食品、药品和御寒用品未能得到及时补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指战员大部分得了肺炎和水肿病。待后续部队到达该地时，该连已有56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李狄三同志是后续部队抵达该地几分钟以后壮烈牺牲的。该连队后来被授予“进军阿里英雄先遣连”的光荣称号。他们宁死都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誓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辉业绩，至今仍为阿里地区各阶层人民广为传颂。
　　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18军抵甘孜、德格后以部队首长名义给西藏昌都地区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和代本（团长）牟霞等人去信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劝他们放弃武力抵抗，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努力。进驻玉树、德钦等地的部队，也以礼对待来往于这些地方与西藏之间的商旅、香客等，并通过他们向西藏传送书信、宣传品，大力开展争取西藏群众、争取团结西藏官兵的工作。
　　在18军作好向昌都进军的准备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促成和谈，再次作出努力。1951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7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会见了夏格巴等人，向他们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敦促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8月31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政府：解放军即将按照预定计划在西康西部开始行动，向西藏开进，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谈。9月6日、17日、2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申健代办、袁仲贤大使连续三次约见夏格巴等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进军行动，催促他们即速赴京和谈。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表明解放军进藏的决心及争取和谈的诚意。但是西藏当局和夏格巴等人仍然以各种借口拖延，背地里又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央“交涉”，企图依靠印度的外交压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1950年5月，摄政达扎等擢升孜本阿沛·阿旺晋美为噶伦，并命他赴昌都担任总管，担负指挥藏军阻止解放军前进的“重任”。当时他就向达扎等人提出，希望与共产党谈判，否则他到昌都就毫无意义。8月28日，阿沛·阿旺晋美到达昌都，原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几天后即以“昌都一地不能有两个总管”为由，报请达扎等人批准后，退至昌都以西的洛隆宗“镇守”。阿沛·阿旺晋美到任后的第8天，就给达扎等人发电报，指出：“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7、8户人家还有糟粑，其余全以食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并提出：“应停止进攻（停止噶伦拉鲁制定的向玉树方向进攻的计划）。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该建议当然未能得到达扎等人批准。达扎等人自恃有外国人的军事援助，又有湍急的金沙江和高山峻岭的阻隔，他们以为6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牵制了人民解放军，使解放军不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发起进攻，因此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坚持闹分裂、搞“独立”的反动立场，顽固地拒绝和谈。他们反而继续调兵遣将，幻想依靠武力可以阻档住解放军的前进。到9月底，集中在昌都地区的藏军（包括僧兵、“民兵”）已增至7500余人。英国人福特、贝卡、印度人沙诺多吉、沙诺朋措等人已混入藏军，为藏军出谋划策或帮助架设电台，掌握电讯联络工作。达扎等人的种种作为，使得一场中央政府曾竭力避免的战斗变得无法避免。
　　从10月6日起，第18军以大约5个团的兵力，按预定计划，强行渡过湍急的金沙江，迅速从南、北两面包围昌都藏军。北线解放军又分三路，右路154团自邓柯渡江，与从玉树出发的青海骑兵支队经囊谦、类乌齐直插恩达，切断昌都藏军西逃的退路；中路52师指挥部和155团、156团、炮兵营自邓柯渡江后南下，经生达直取昌都；左路侦察营、工兵营由岗托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实行佯攻。南线157团自巴塘渡江，直指宁静，从南面堵住昌都藏军的退路。云南军区126团和125团一部从迪庆出发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在解放军在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二十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12日，第9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18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竭力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40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100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各寺，并立即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19日，解放军和平进入昌都城，受到昌都寺僧人和城内居民的欢迎，该城宣告解放。21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八、十代本2700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被达扎等人部署在该地区的藏军，除第9代本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序列，已成为解放军的一支队伍外，其余5700人大部被俘，由英美等国援助他们的大批枪、炮、弹药以及电台等军用物资，全被解放军缴获。混入藏军的4名英、印籍人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放下武器人员，人民解放军按照特别优待办法一一作了妥善处理。对被俘的藏军连以下人员发给路费、马匹、口粮遣返回家，属西藏的官员、头人，仍可照旧担任原来职务，并发还其私人自卫枪支。至此，昌都地区遂又恢复了和平的社会秩序。
　　王其梅率18军前方指挥所于24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优礼相待。此后双方间的关系，逐渐亲密，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11月5日，由阿沛等40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1月10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大体沿今青藏公路线配合18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厅返藏的部署。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次年4月和7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18军独立支队。12月27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本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问题。经过5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中共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因此，由阿沛副主任牵头，该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的签名运动。于是，一份由更多人签名的吁请拉萨当局响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立即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呼吁书，又派专人送往拉萨去了。在昌都解放之际，已进驻阿里的英雄先遣连，将噶尔本向该连提出的“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意见，经王震将军报告了毛泽东。12月30日毛泽东亲自复信。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中说得很详细，现在己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予你们。希望你们用种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抄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布告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并明确表示，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犯老百姓。”毛主席的复信经解放军转告噶尔本后，使他受到很大鼓励。次年春，他也给拉萨当局去信，历数解放军的种种好处以及他同解放军“相处很好”的情景，力促拉萨当局同中央和谈。
　　昌都的解放，首先使想保持英国留下来的在西藏的殖民主义利益的印度政府感到“惊异和遗憾”。印度外交部1950年10月21、28和11月1日连续三次向我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公然说什么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派解放军进驻昌都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还说什么中国的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形势”，已经影响了中印间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并会严重影响中国参加联合国组织。还提出印度派驻在西藏的商业代表、武装卫队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邮政和电讯机关要继续存在下去。10月30日和11月16日，我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在当年8月26日致我国政府的照会中已经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却又“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并强调指出：“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
　　继印度之后，英、美帝国主义者也对我国进行指责和威胁。10月31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撒谎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竟蛮横无理地诬蔑我解放昌都是“侵略”是“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11月14日，英国路透社还说，英国完全支持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假借“西藏民众会议”名义于11月7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控诉”。11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竟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同一天，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驻美大使卡斯特罗就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个要求“干预”西藏问题的提案。国民党中央社当天发出的一则消息指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出于美国的主张”。针对英美等国的威胁，《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发表了《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严正指出：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在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便于把西藏变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在远东的一切侵略步骤，包括它对朝鲜的武装侵略和对越南的干涉，实际上都是为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以作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准备。美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以后，现在又妄图用种种阴谋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但是一切这些无耻的罪恶行为，除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不仅如此，与人民解放军进驻昌都同时，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向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开战。由于新中国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坚定立场以及世界上对新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11月24日，萨尔瓦多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达扎等人的依靠武力可以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幻想迅速破灭，拉萨僧俗上层一片惊惶。从10月25日起，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好几次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官员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研究昌都战败后的形势，商议对策。一些人叫嚷要血战到底，但是又提不出任何能够战胜的方略。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和三大寺的堪布们认为“和”是上策，应派代表与中央谈判，他们说昌都失守的原因就在于派往北京的代表至今仍滞留印度，提出要追究他们未能去北京谈判的原因。最后会议只好用求神问卜的办法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把乃穷和噶东两位降神师请至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卧室中降神，他们都匍匐于达赖喇嘛座前，转达护法神的谕旨说只有达赖佛亲自掌权才能消除灾难，维持政教昌隆。噶厦即以所谓“神意”，于11月17日举行了当时仅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仪式，让他接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昏庸老朽的达扎活佛便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摄政职位，不久病死。
　　到11月底，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余名僧俗官员联名以及阿沛以他个人名义写给达赖等人的信，由金中·坚赞平措和嘎准桑林巴二人由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中说：为举行和谈、解放军在昌都待命，暂时停止向拉萨开进，“如汉藏和谈不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卫藏进军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在拉萨也盛传解放军正从青海玉树和新疆南部向前后藏涌来，于是，噶厦和一些贵族上层纷纷忙着将贵重财物转移到国外去，并准备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带到国外去。噶厦给滞留印度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发电报，令其在噶伦堡为达赖喇嘛选择住地，准备好住房。夏格巴复电说：美英等国许诺予以协助，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境接应，瞩咐噶厦在达赖喇嘛出境前多加小心。如被解放军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为此，噶厦曾派人在布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塘空旷地上撒白土，以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为预防解放军突然到来，使他们挟持达赖喇嘛外逃的行动受阻，他们派朵喀·彭措绕杰和夏格巴·洛桑顿珠率第16代本去藏北加强那里的“防务”，派南木林·班觉晋美等人到后藏侦察，派300名藏军赴江孜作前卫，派仲译钦波土丹旦达等作为先遣人员，向亚东方向探路，预备好达赖喇嘛等人外逃途中的食宿。12月19日（藏历11月11日），他们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宜布将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分为二。由达赖喇嘛任命大堪布本珠仓·格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堪穷土登绕央和台吉香卡娃·居美多吉为代理噶伦。让他们留在拉萨主持政务，组成“拉萨噶厦”。达赖喇嘛本人则率噶伦然巴、索康和四大仲译钦波、三个孜本（包括已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30余名官员“外出”。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等人即改着普通人的行装，在一些武装人员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向亚东方向出逃，遥控“拉萨噶厦”待机行事。
　　12月27日，在达赖喇嘛等人即将抵达亚东时，拉萨噶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给王其梅和18军第52师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指拉萨）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接着拉萨噶厦派堪穷土登列门和第二代本（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协同阿沛与解放军谈判。同时，另写了一份谈判的“五项条件”交给他俩，要求他俩和阿沛遵守。当时拉萨噶厦拟定的“五项条件”是：（1）西藏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英国只有点外交关系，同美国只有商业关系；（2）要归还旧时（指清朝和民国时期）“汉政府”占领的和解放军解放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4）请进入康区和阿里地区的解放军撤走；（5）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派的挑拨。从这“五项条件”不难看出，他们虽然派出了和谈代表，但和达扎等1949年11月决定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赴北京表示“独立”时的出发点一样，其亲帝分裂主义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达赖喇嘛等人于1951年1月2日抵达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并通过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帮助达赖喇嘛移居印度。当时印度政府看到中朝军民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不愿意因为达赖喇嘛的问题激怒中国政府，同时也担心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反而不利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印度政府对噶厦的请求做了这样的回答：达赖喇嘛如为了生命安全，准许其去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噶伦然巴、索康等将滞留印度的夏格巴等人及西藏驻印度商业代表召回亚东，多次开会研究美、英、印等国的对藏政策。结果认为美、英、印等国目前都难以向西藏提供新的军援，藏军继续与解放军对抗只有失败。而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西藏的现行制度和他们的地位、职权却可得到维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现在达赖喇嘛不宜去印度，应当和中央谈判，至少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1951年1月11日，亚东噶厦决定增派扎萨凯墨·索安旺堆和仲泽钦波土丹旦达为代表，去北京和谈。1月18日，亚东噶厦派噶伦索康等人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修补”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27日，索康等人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呈交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袁大使的信。信中讲了达赖喇嘛亲政的情况和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同中央和谈的愿望。29日，中央复电表示欢迎达赖喇嘛派人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劝其不要离开西藏，以免妨碍和谈，丧失其原来的地位。并让袁大使代表毛主席致信达赖喇嘛祝贺他亲政。达赖喇嘛等人遂再以达赖名义分别致信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向与中央谈判的方向靠拢。
　　2月中旬，亚东噶厦和拉萨噶厦通过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的名单，亚东噶厦还给五位代表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印章的全权代表证书。证书正面注明了代表的姓名、身份等，背面写明了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愿意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等新的要求代表们在谈判中遵守的条件，还派达赖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担任代表团的翻译。3月8日，凯墨和土丹旦达和彭措扎西等动身去印度新德里，转经香港到北京。3月27日，阿沛等三位在昌都的代表及十二名随员即在平措旺阶、乐于泓等人陪同下离开昌都前往北京。途经重庆等地时，受到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等同志的热情接待。4月22日阿沛等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到火车站迎接。4月26日，凯墨和土丹旦达一行到达北京。4月28日，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李济深副主席、陈云、黄炎培副总理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对他们来京和谈表示欢迎，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第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为代表，将由他们四人与西藏代表谈判。此外，班禅大师是西藏公认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有了解和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和谈工作的权利和责任，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也在范明等人陪同下于4月底从青海到达了北京。
　　4月29日举行第一次会谈，主要是商定谈判的程序、步骤，确定以“十大政策”、《共同纲领》等文件为谈判基础，未讨论具体问题。“五·一”节阿沛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班禅大师会面，并同时被毛泽东接见。5月2、7、10日举行第二、三、四次会谈时，双方就“十大政策”逐条发表意见。阿沛等人如实地向中央代表反映了拉萨当局曾提出的那个“五项条件”的内容，以及拉萨当局对解放军进藏的惑疑、顾虑，对“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条与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概不变更等条之间在文字上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疑问。当中央代表提出西藏要设立军政委员会、要恢复班禅大师的固有地位时，阿沛等也坦诚地提出，这两条是“十大政策”中所没有的，达赖喇嘛事前也未授权他们同中央谈这两个问题，因此需要请示达赖喇嘛和噶厦后才能表态。讨论中，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也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例如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李维汉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明各民族只有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建国，才是各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深刻地揭露了近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挑拨离间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分裂中国和奴役中国各民族的罪行，说明解放军进藏是为了保卫边防，制止外国的侵略，这不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由于国内外都公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法理上也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并就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人数、物资供给等具体事项，提出了解决办法。阿沛等西藏代表认为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论述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他们便断然地行使全权代表的权力，同意在协议上写进了这一条。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现行的各种制度概不变更诸条之间，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作了详尽解释，简言之，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是要长期实行的；西藏的现行制度概不变更，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写的，而且是指中央不强迫变更。如果西藏人民愿意变动，那由西藏方面自己去作，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体现。经过这样解释后，西藏代表也欣然表示赞同了。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因西藏代表当时提出要请示达赖和“亚东噶厦”，故休会数日，而改在会外交换意见。当中央代表指出三十年来班禅系统一直是爱国的，并说明其地位和职权是指第十三辈达赖与第九辈班禅和好时的地位和职权后，西藏代表也表示同意了。此后不久，亚东也来电表示同意将班禅问题列入协议，因而更使西藏代表们感到放心了。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李维汉也就其性质、作用、职权和人选问题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到时候都还要同西藏地方政府商量解决。于是，这一条也被西藏代表接受了。经过双方仔细地切磋、斟酌，藏汉文本的协议条文在20日第六次会谈时就形成了。21日第七次会谈时，主要解决藏汉文表达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最后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有十七项条文，故今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23日，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由双方代表正式签字。举行签字仪式时，朱德、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都讲了话。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他以喜悦的心情指出：“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随后，《人民日报》公布《协议》全文，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协议的各项规定，并致电达赖喇嘛，表示愿和达赖喇嘛精诚团结，为彻底实现协议而努力。全国许多地方都为协议的签订举行了庆祝活动。
　　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前后藏的训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北局立即作了部署。6月2日，阿沛、土登列门一行离京返昌都；6月13日，张经武同凯墨、土丹旦达、桑颇等人一道，自北京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抵达亚东的东嘎寺，向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信中肯定达赖喇嘛亲政后派代表赴京和谈是正确的，希望他根据协议规定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前后藏。8月8日和17日，张经武和达赖喇嘛一行先后从亚东返抵拉萨，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的身份，在拉萨大力开展以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协议精神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9月12日，阿沛、土登列门等经昌都返抵拉萨。9月24日至26日，噶厦召开有300多名各级僧俗官员参加的大会，由阿沛等五名赴京和谈的代表向大会报告签订协议经过及执行全权代表证书的详情，出示协议正本。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份上报达赖喇嘛的呈文，写道：“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喇嘛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于是，在当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对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在此前后，根据协议的规定和毛主席的训令，新疆军区派出的后续部队，于6月29日和8月3日经改则县扎麻芒布地方与“英雄先遣连”会合后开进阿里首府噶达克（今名噶尔昆沙）和普兰宗；9月9日，18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在王其梅的率领下，开进古城拉萨；10月1日，云南军区126团进驻察隅；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18军部分主力进驻拉萨，举行了入城式；11月底，18军之一部开进日喀则和江孜；12月1日，由范明率领的18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与18军主力会师。此后，18军又派出部队于次年1月和7月进驻山南隆子宗及亚东等边防要地。
　　随着进军西藏任务的完成，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宣告成立，以张国华为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喀·彭措绕杰、昌炳桂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谭冠三和范明、王其梅为正副政委。3月7日，成立了以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地区的党组织由西藏工委领导。4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抵达拉萨，在同达赖喇嘛会见后于6月23日到达日喀则。